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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又称六四天安门事件，指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也称八九民运。狭义上指六四清场，即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进行的武力清场行动，中国大陆以外的中文地区也将清场事件称作“六四镇压”或“六四屠杀”。

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爆发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人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鲍彤等中共改革派高层事后被撤职，而胡耀邦已在八六学潮中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于是1980年代所不同程度推动的自由化改革也就此停止，此后官方只批准了很少的游行活动。国际社会对此事件普遍表示了谴责和制裁，也有部分国家（多数位于中东及非洲）表示同情或者支持，而六四事件的后果除了造成政治从此转向收紧，经济影响也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放缓，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不过，邓小平任内推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则一直延续下来，期间更完成了3任政权的和平更替，直至习近平2018年修宪后被废除。

自19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用数个名称指称六四事件，并被怀疑疑似借由修改事件称呼的方式，逐渐降低事件对往后社会大众的影响。在事件刚发生之际，中国政府将其命名为“动乱”，后升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结束后以“六四风波”指称。后来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和胡锦涛主政时期，政府将当天的冲突全部改成更为中立的名称，也就是今日持续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1989年政治风波”这类短语。

2019年习近平执政时期又重新将“反革命暴乱”与中立词语并行使用。

西方世界在描述该事件的经过时，经常使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英语：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of 1989）或“天安门镇压”（英语：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1990年代时西方新闻媒体经常使用“天安门大屠杀”（英语：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这类字词，但在近年的相关报导中则逐渐减少。主要是因为绝大部分暴力冲突并非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而是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不过“天安门广场抗议”或是“天安门事件”等字词，容易让人误以为整个示威活动只发生在北京市，然而当时中国许多城市都有出现相关的抗议活动。

在中国大陆境内，上述名称皆于搜索引擎或公开论坛上被列为“敏感词”。为了要绕过网络审查，互联网上出现许多形容六四事件的替代称呼，包括有“5月35日”、“VIIV”（“6”和“4”的罗马数字写法）和“8平方”（82 = 64）等、“农历五月初一”（1989年6月4日为农历已巳年五月初一，这个表述一般情况很难被认为是六四的意思），对于“1989年”，则用“民国78年”、“平成元年”等字眼规避审查。

随着上述字词在中国网站上传播甚广，现在中国境内的多数网站也将这些视为自我审查词汇。在百度中搜索“天安门事件”则直接显示“四五运动”或者金水桥事件，但如果直接搜索“六四事件”，则会出现如中国网、中新网和中国日报等官媒发布的有关此次事件的资料，在百度贴吧里面搜索“六四事件”“5月35日”“8平方事件”“VIIV事件”都会显示“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关结果不予展现”。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一连串游行后，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武力解决示威，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前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中共元老亦支持出兵。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并且指称是幕后筹划的人试图打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

6月1日，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报告，指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随后国安部也提交报告认为美军部队介入学生运动，期望借此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这份报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成功营造出胁迫感，为之后的军事行动提供理由。同时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报告，指出部队已经做好协助稳定首都现状的必要准备。种种因素让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受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说法，也同意之后借由武力清场以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案。

6月2日，随着学生的抗议运动有所增加，中共高层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的看法更加巩固。同日，中共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但如果示威群众不愿配合的话，部队也被授权得以使用武力完成任务。国内报纸当天还报导军队部署于北京市十大重要关键地区。

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中共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

6月3日晚间，国营电视台陆陆续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但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大约晚上10时，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外，转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射入人体会碎裂，进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 10时30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天安门母亲运动调查后提出的死者报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另外士兵还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开火，造成在建筑阳台或室内有人因而遭到枪杀，这包括数名在公寓观察事态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政官员。在现场的CBS记者理查德·罗斯也称并未有士兵开枪，而仅仅试图驱散人群，这使得究竟是否发生开枪事故存疑。

有说法称部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造成死伤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中国大陆当局以及其支持者表示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并且提出部队的伤亡证明使用武器正当，而在报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烧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殴打致死的纪录。而根据吴仁华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时军方开火后群众才开始向部队做出反击。不过在驱离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攻击的士兵，而大多数的军事单位则拒绝向平民执行开枪命令。

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大约凌晨12时15分，军方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并且第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大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凌晨12时30分左右则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之后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学生领袖曾经一度放弃非暴力手段并且准备展开报复行动，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扩音器呼吁学生准备对抗“无耻的政府”。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

之后曾在木樨地看见军队枪杀民众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学生与群众撤离广场，并且表示已经有太多人丧生。刘晓波原本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仍被说服并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不过包括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都拒绝撤离。

军队在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导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撤离职位作为处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其中在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个别负责报导此次事件因表现悲痛情绪的4名新闻主播分别是杜宪与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搭档。但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和薛的态度不改（却被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张等人检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后的天壤之别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副主任、同时也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后来吴事后被捕，陈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是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其他党政高层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而这也是自从学生发起示威活动以来邓小平首次于公开场合出现。邓小平在之后演讲中称呼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为“烈士”，并且指出示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共产党以及国家，希望能进一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认为示威者之所以不断强调包括官员贪污等等有关的投诉，便是为了掩盖其底下试图将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动机。他之后还以此观点表示：“这整个都是仍坚持帝国主义之西方世界的计划，他们企图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逐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带往另一条充斥着国际资本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了排除同情天安门广场示威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人士，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发起了长达一年半的整顿方案以“严格处理内部强烈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的党员”。根据报导有将近40,000名中国大陆官员被调查其在抗议期间的作为，有超过30,0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位因此被迫调动，甚至估计有超过1,000,000名官员其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评估。而在这一期间，几名中国大陆外交官则前往国外要求提供政治庇护。而抗议行动造成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加强其作用，在六四事件发生后许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作法遭到撤销，同时中国共产党回到传统列宁主义的模式并且重新控制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不过六四事件使得中国大陆当局了解到无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等充足的镇暴设备，因此在这次抗议行动结束后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的镇暴警察陆续获得非致命的相关装备。同时六四事件还促使得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增加国内安全开支，并且扩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镇压城市抗议活动时的权限。

1989年6月4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前5分钟）杜宪（陈道明妻子）与张宏民主播六四事件 - Phụ đề song ng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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